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清济堂——杜泽逊的博客

版本目录校勘与藏书

 
 
 

日志

 
 

史志目錄編纂的回顧與前瞻  

2009-10-09 22:32:49|  分类: 目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編纂《清人著述總目》的啟示

 

 2004年9月我主持的《清人著述部目》開始編纂,這是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大型项目,即新修《清史》的“藝文志”。2005年12月我曾寫過一篇《史志目錄編纂方法及其面臨的困惑》,現在離開工已兩年零九個月,第一期長編工作已順利完成,共制條目卡片約124萬條,利用海內外各家書目當在600種以上。第二階段工作,即合併條目階段,已進行了一年多,對這項目錄學工作有上些新的思考,這裏從《清人著述總目》的實際,對史志目錄編纂工作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談幾點看法。

一、史志目錄在歷史上的編纂方法及其評價

“史志目錄”主要指正史中的“藝文志”(或叫“經籍志”)。“二十四史”中的“藝文志”有《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共六種。根據各史志目錄的序文,我們大體可以考知,歷代史志都是根據舊有書目,尤其是舊有國家書目(即“秘書目錄”),簡化而成。

1、《漢書?藝文志》班固序明言系就劉歆《七略》“刪其要”而成。班固保留了《七略》中的大小序、類目、書名、篇卷、撰人、刪去了各書提要,有些保留了一兩句。對於個別增加的書目,則特別注明。如《六藝略》“書”類注:“入劉向《稽疑》一篇。”唐顏師古注云:“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姚名達《中國目錄?子史?史志篇》說,班固“所入之書僅劉向、揚雄二家之作”。至於刪去的書,如《六藝略》“樂”類“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姚名達認為“所出諸家,則原文重複,故省之也”。姚氏指出:“《漢志》所載,除新加向、雄二家,刪省重出之書十餘種外,全部皆《七略》之舊目。”正如班固《漢書》對司馬遷《史記》的漢代部分大都承用一樣,其《藝文志》實際上是承用了劉歆《七略》。

古人這樣做,當然有他們的道理,只是我們今天很難再這樣“掠人之美”了。從班固《漢書?藝文志》的編撰,我們不能不感歎班氏“成事之易”,而在學術發達的今天,這種缺乏開拓性的工作是不可能被認可的。

2、《隋書?經籍志》的編纂在唐朝初年,所做工作則較班固為多。首先借鑒了前的經驗。自序云:“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同時,隋代舊藏于西京長安的圖書得以保存,使《隋志》編者有條件參考。自序稱:“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即指此點。《隋志》的編者一方面利用舊有目錄,據研究主要是阮孝緒《七錄》、隋《大業正御書目》,別一方面參考現存藏書,有所去取。自序云:“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

《隋志》的去取當然不能盡如人意,但較之班固徑取《七略》,其學術貢獻就大多了。後世對《漢志》的評價高於《隋志》,那是因為《七略》的開創意義大於《隋志》。《漢志》僅僅保存了《七略》的梗概,自身卻無開創性貢獻。

3、五代劉煦《舊唐書?經籍志》走了幾乎與班固相同的路,完全取用唐代毋煚《古今書錄》四十卷,刪去其小序及各書提要,縮為一卷。《古今書錄》四十卷,是以開元九年元行沖等所撰《群書四部錄》二百卷為基礎修成的。《群書四部錄》則是根據唐代開元時期內府藏書編成的大型解題目錄。毋煚鑒於《群書四部錄》多有缺誤,因而“積思潛心,審正舊疑,詳開新制。永徽新集,神龍舊書,則釋而附也。未詳名氏,不知部位,則論而補也。空張之目,則檢獲便增。未允之序,則詳宜別作。紕繆鹹正,混雜必刊。改舊傳之生者三百餘條,加新書之目者六千餘卷。”(《舊唐書?經籍志》序)

毋煚《古今書錄》這個基礎,對《舊唐書?經籍志》來說,正好《七略》之於《漢書?藝文志》,是比較理想的。只是開元以後唐人新著之書,劉煦未作增補,他的學術貢獻比班固還要小,也屬於成事較易的。他刪去《古今書錄》的小序,遠不如班固保存《七略》小序來得高明,足見其學術識見遠在班固之下。

4、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其《藝文志》是根據開元四部書目錄編成的。序中未明言為何家書目,估計是依《古今書錄》、《舊唐書?經籍志》編成的,不過增入唐代著述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就有了自身的開拓性貢獻。

5、元人修《宋史》,其《藝文志》是根據北宋呂夷簡等《三朝國史?藝文志》、王珪等《兩朝國史?藝文志》、李燾等《四朝國史?藝文志》、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倪濤等《秘書總目》、南宋陵騤等《中興館閣書目》、張攀等《中興館閣續書目》等“刪其重複”修成的。咸淳以後之書舊以為“未及收錄”(姚名達語)。余檢《宋志》,“編年類”已增入《度宗時政記》七十八冊、《德祐事蹟日記》四十五冊,是亦有所續入,蓋未完備而已。可見,《宋志》也自有其學術貢獻,遠較班固、劉煦為優。

6、清初修《明史》,其《藝文志》沒有用以往的成法。以往的幾部藝文、經籍志都以記載一代藏書之盛為主要的目的,因此其內容是兼列古今。到《明史?藝文志》則改為記載一代著述之盛,所以僅著錄明人著述。早在唐代,劉知幾就提出了這一主張,他在《史通?書志篇》認為藝文志應當“唯取當時撰者”。《明志》應是接受了劉知幾的主張。客觀上,《明志》如再通錄古今,篇幅會超越前代,《明史》難以容納,所以這種變化應視為一種變通。《明志》的前身是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黃氏是明史館編修,其《千頃堂書目》自覺地網羅有明一代著述,同時對《宋史?藝文志》之遺漏,遼、金、元三代之著述,作為附錄加以著錄。後來王鴻緒裁家《明史稿》,其《藝文志》“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足成一志,爰取士大夫家藏書目,稍為厘次。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甯闕而不詳云”(序文語)。所謂“士大夫家藏書目”即《千頃堂書目》。姚明達云:“試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相較,則部數卷數減少極多。一一比勘,則其所刪削者多為原無卷數者。”(《中國目錄?子史?史志篇》)至於黃目所附宋、遼、金、元著述目,亦被削去。

《明史?藝文志》改通錄古今為專錄一代,這樣做,事實上不可能不受《明史》容量有限這一因素的影響。這一變通,為史志目錄開出了新出路,是不容忽視的歷史性貢獻。清人補作正史藝文志者甚多,大都以此為定例。

總起來看,從班固《漢書》到清初《明史》,其“藝文志”都是依舊有書目編成的,其史料價值固然較高,但編纂的難度卻不算大,至少在今天看來,是因襲大於開拓,因人成事的特點是相當明顯的。

二、《清史稿?藝文志》編纂的若干考察

1、《清史稿?藝文志》編纂問世以前,清國史館曾有國史藝文志多種。例如臺灣《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著錄《大清國史未定稿》,清國史館編,清內府朱絲欄寫本,三千四百冊。內有《大清國史藝文志》五卷五冊,又有《大清國史藝文志》十卷十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徵求意見稿)著錄《清史藝文志》不分卷,清王守訓、田智枚輯,清光緒間國史館稿本,北京故宮藏。《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目錄門》著錄《[大清國史]藝文志》十八卷,清譚宗浚編。清鈔本,四冊。又《大清國史藝文志》十八卷,清譚宗浚編,民國間國立北平圖書館鈔本,存卷一至卷十聖制及經部、史部、共四冊。這些國史館所編藝文志原稿均未寓目。

2、《清史稿》纂修過程中,曾任清史館總纂的繆荃孫輯有《擬清史藝文志稿》一冊,現藏北京圖書館,見該館《普通古籍總目?目錄門》。不過該目與後來問世的《清史稿?藝文志》沒有直接關係。據《藝風堂友朋書劄》所收章鈺致繆荃孫函第二十四函:“《藝文志》底稿如已檢出,求賜寄,以作標準。”第二十五函:“大著《藝文志》底本如檢到,幸賜寄,以為楷模。”知章鈺曾向繆荃孫索觀此稿。但第三十六函雲:“晤絅齋同年,知大稿交館長後,如約不傳佈,鈺亦不敢冒昧請觀。”知繆稿當時並未公開。不過,章鈺後來還是獲得了該稿,《章氏四學齋藏書目》(顧廷龍編,民國二十七年燕京大學排印本)中著錄:“《擬國史藝文志稿》一卷,江陰繆荃孫編,手稿本,一冊。繆氏荃孫手跋云:掛了招牌,並未辦貨,可笑(書衣)。”門生楊君洪升曾到北圖檢閱此稿,記述如下:“此書手稿本藏國家圖書館,書名系後人代擬。前四葉為墨格紙,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上魚尾,左欄外刻有‘愚齋鈔本’四字,錄皇帝禦制侍文集和親王撰著,每條皆注明版本,楷書甚工。後面為墨格紙,半葉十一行,左右雙邊,上下黑口,版心刻有‘唐韻考卷’數字,繆荃孫行書書寫,收錄各書分類編排,先後為‘易’、‘春秋’、‘四書’、‘孝經’、‘樂’、‘輿地’、‘傳記總錄’、‘目錄’、‘金石’、‘儒家’、‘雜纂’、‘雜考’、‘禮’、‘說文’、‘石經’等,下為集部,分‘康熙’、‘乾隆’、‘嘉慶’、‘道光朝’。各類有數十條者,有僅著錄一條者,也有有條無類者。各條多以雙行小字載作者履歷,率不題版本。內有朱墨校改,均也繆荃孫手筆。前後凡一百十一條,其當系草創。”洪升發現國圖此本無《四學齋書目》所稱繆氏手跋,認為“或另為一稿本,亦或書衣為人撤換”。(楊洪升《繆荃孫研究》2007年山東大學排印本第51至52頁)繆氏的這部簡陋的《藝文志》擬稿看來沒有發揮“楷模”作用,其中“各條多以雙行小字載作者履歷”的體例也沒有被後來的《清史稿?藝文志》採納。

3、《清史稿?藝文志》的編纂,據金梁《清史稿校刻記》記載:“《藝文》為章君鈺、吳君士鑒原稿,朱君師轍複輯。”據朱師轍《清史述聞》卷二《清史稿紀志表撰人詳考表》記載,則是“《藝文志》四卷,吳士鑒(長編九本),章鈺(分類),朱師轍(改編整理)。”(見1982年中華書局排印本《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出版說明》)。從有關史料看,金梁的記載突出章鈺的貢獻,更符合事實。《藝風堂友朋書劄》收吳士鑒致繆荃孫函四十二通,以談修史事者居多,以二人皆列名總纂故也。其中明確涉及《藝文志》者三條迻錄如下:

第十一函:“到館以後,如認辦《藝文》則尊著尤當奉為淵藪耳。”

第十五函:“《藝文》當請式之專任。侄有所裒錄,即以交之。”

第二十函:“又創立《藝文志長編》,已得二千余種,(原注:不過大輅椎輪),將來與章式之同年匯成一起,仍望長者以最著而不經見之書開示若干,卑得免於儉嗇。”

可見吳士鑒先領《藝文志》,並輯成《長編》,收書二千餘種,後又委章鈺專任其事,並計畫“將來與章式之同年匯成一起”,則章鈺與吳士鑒又是分頭進行,並非章鈺以吳士鑒《長編》為基礎擴大搜集者。吳士鑒《長編》著錄清人著述二千餘種,比繆荃孫《擬清史藝文志稿》著錄一百十一種,當是天壤之別,但比後來正式問世的《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人著述九千餘種,則又相去甚遠。

《藝風堂友朋書劄》收章鈺致繆荃孫函共四十六通,談及修史事亦多,而談《藝文志》進尤多,今迻錄如下:

第二十四函:“《藝文志》底稿如已檢出,求賜寄,以作標準。”

第二十五函:“大著《藝文志》底本如檢到,幸賜寄,奉為楷模。”

第三十一函:“鈺月必入館一二次,《志稿》采輯雖多,所缺尚不可計數。現所最要訪求者,莫如諸家通行書帳,如前賜《丁氏目》與《江寧圖書館目》之類,以得知確有傳本,則據以入《志》便可放心。劉、張二家度必有此種底簿,求丈丈設法借鈔,鈔潤即繳。”

第三十五函:“鈺比曾到館 ,所纂《藝文志?經部》已得大概,持稿商閏老,極佩指教。因思近來藏家目收本朝著述者,《八千卷樓》外,即推《盛氏目》,由丈編蒙,雖未刊行,必有稿本,萬祈檢借,以備纂輯,能稍成片段,藉免紕漏。”

第三十六函:“十一入京,並檢到惠示各鈔目,津逮至多。……晤絅齋同年,知大稿交館長後,如約不傳佈,鈺亦不敢冒昧請觀。擬草《藝文志長編》,搜集各官書,不勝望洋之歎。現在只能實作鈔胥,不免為通人齒冷。……鈔《丁目》,似少史、子部內小門類,不知有完書否?”

第四十一函:“《藝文志》終以見聞寡陋,中有數門更非專家不辦,用是尚難請正於同好,不敢不勉,敬佩清誨。”

第四十二函:“鈺則志在《藝文》,現擬遍考類別方法,不敢鹵莽從事也。”

第四十六函:“常茂徠著作容補入正稿。(按:常茂徠《讀左溫筆》十六卷見《清史稿藝文志》中華書局本第363頁,當即據繆荃孫建議由章鈺補入者)。”

除以上八函外,另有章鈺向繆荃孫借書目事,當亦為《藝文志》編纂之用。如:

第三函:“並徐、吳、陸三種藏目二冊,均領悉。”

第四函:“陸其清藏書目一冊補繳。”

第十二函:“緣督所藏吳賢著作,如有其目,願寄示。”

從以上章鈺致繆荃孫各函可知,《清史稿?藝文志》編纂工作主要有章鈺承擔,章氏不僅親自作長編,而且作分類編排工作。吳士鑒的長編只能認為是章鈺編纂《藝文志》的一個參考,並不起主體作用。吳士鑒自己說“《藝文志》當請式之專任”。章鈺亦稱“鈺則志在《藝文》”。知當時分工本甚分明。金梁稱“《藝文》為章君鈺、吳君士鑒原稿”,置章鈺于吳式鑒之前,基本符合歷史事實。朱師轍稱“《藝文志》四卷,吳士鑒(長編九本)、章鈺(分類)”,就與事實完全不符了。依朱師轍的記述,章鈺辛辛苦苦編纂長編的貢獻就補一筆抹殺了。朱氏為知情人,這樣歪曲事實,是難以理解的。

至於朱師轍的“複輯”或“改編整理”,中華書局排印本《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出版說明》中已作了充分介紹。朱氏調整了體例上的某些不合理,審正了某些書的歸類不當,訂正了某些錯誤,刪除了某些重複,增補了某些漏缺,使《藝文志》品質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他的“對初稿的整理,確切地說,只限于修修補補,沒有做大的修改。”中華書局的這一介紹和評價是較為客觀的。所以,當民國十六年《清史稿》排印出版,關內本隨之出現《藝文志》單行本時,史學界把主要功勞歸功於朱師轍,是不恰當的。近年出版的《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目錄門》著錄《清史稿藝文志》四卷為“朱師轍纂編”,也是欠妥的。中華書局本題“章鈺等編”,則較為合乎史實。

《清史稿》創編於民國三年甲寅,付刊於民國十六年丁卯,印行於民國十七年戊辰,前後歷時十四年。這《藝文志》的編纂所費時日當與全稿同。其取材,據關內本朱師轍所撰序文:“清儒著述,《總目》所載,捊采靡遺。《存目》稍蕪,斠錄從慎。乾隆以前,漏者補之。嘉慶以後,缺者續之。”就是說,《四庫》著錄的清人著述全部收入,《存目》的則有所選擇。乾隆以後新出各書,予以續補。《四庫總目》為第一來源。《四庫》以補的,如章鈺致繆荃孫函所述,“現在最要論求者,莫如諸家通行書帳”,即“近來藏家目收本朝著述者”。章鈺明確提到的有丁氏《八千卷樓書目》、《江寧圖書館目》、盛宣懷《愚齋圖書館藏書目》,以及張鈞衡、劉承幹二家藏書目。清代藏書目錄多以善本為著錄重點,普通古籍書目較少,象《八千卷樓書目》這樣的著錄清人著述數量較大的普通古籍書目並不太多,至於江寧圖書館目,主體仍來自八千卷樓。所以《八千卷樓書目》是《清史稿藝文志》的又一重大來源。當然,其他書目也被採用,而且《八千卷樓書目》著錄各書也並非一一入錄,而是有所選擇。應當說,章鈺編纂《清史稿?藝文志》的手段與前人基本相同,但由於清人著述量大,當時著錄清人著述的書目還不夠多,因而網羅諸家著述的難度也就增大。章鈺說:“擬草《藝文志長編》,搜集各官書,不勝望洋之漢。現在只能實作鈔胥,不免為通人齒冷。”又說:“《藝文志》終以見聞寡陋,中有數門更非專家不辦,用是尚難請正於同好。”這些言論,反映了當時搜集資料的難度較大。《清史稿藝文志》在當時條件下,有選擇地著錄了清人著述9633種,其貢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清史稿?藝文志》的拾遺補闕

《清史稿?藝文志》問世後,范希曾等即發表批評文章,中華書局本附錄有四篇,可以參閱。批評的內容之一,是當收而漏收。由於當時條件限制,這也是正常的。更何況,當時對於已經掌握的資訊,也有所選擇,並非有見必收。那些被淘汰的著述,也或有他人認為有價值的。十餘年前學術界曾就《四庫存目》之書的價值展開過討論,結果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把傳世的《存目》之書儘量都印出來了,那之後學術界即不再爭論《存目》之書儘量都印出來了,那之後學術界即不再爭論《存目》書有無價值,而是大量使用這一大批資料搞起文史研究來,不再計較那是乾隆問紀昀他們刪汰的次等貨。同樣,被章鈺、吳士鑒、朱師轍他們淘汰的清人著述,今人也未必認為真的不重要。所以是他們漏收?還是被他們淘汰的?後人未必還能分得明白。久之,《清史稿藝文志》未收的清人著述,基本上被視為“漏收”。於是拾遺補闕就成為必然。范希曾即有重編《清經籍志》十二卷的計畫,惜其年壽不永,壯志未酬。對《清史稿藝文志》進行增補的主要有三家。

1、《清史稿藝文志補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武作成先生以個人之力編成《清史稿藝文志補編》,當時商務已打成紙型,未得出版,直到1982年才由中華書局與《清史稿藝文志》合訂出版。武氏《補編》共收《清史稿藝文志》未收之清人著述10438種,除少量自身重複及與《清史稿藝文志》重複,所補數量約略等於《清史稿藝文志》。這部《補編》按四部分類,但每類之中各書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而沒按目錄學傳統按作者先後排列,這是一個缺點。《補編》的材料來源,由於武作成未作任何說明,一向不為人知。我在長期使用《補編》過程中,至少發現它有兩大來源。一是其主體來源,是當時收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龐大稿本《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部稿本是民國間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組織中國學者撰寫的,共達三萬多篇,多是《四庫總目》之後的著述,也有《四庫總目》未收的乾隆以前的著述。武作成因為工作的便利,使用這部尚未問世的大目錄,作了《清史稿藝文志補編》。是否使用很充分,尚須查對。二是其專門來源,即史部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即地方誌之屬)主要來自朱士嘉《中國地方誌綜錄》。《補編》和這兩大來源之間有特殊聯繫,某些錯誤一模一樣。這裏為省篇幅,不再一一舉例。無論如何,《補編》是武作成的一大貢獻。

2、《重修清史藝文志》。一九六八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彭國棟《重修清史藝文志》,其書以《清史稿?藝文志》為基礎,加以增補,共著錄清人著述18059種。較《清史稿?藝文志》增出8426種。彭氏未見武作成《補編》,所補尚不及武作成多。彭國棟《重修》所據以增補的材料,在我多年使用該目過程中,感受到最大的一個來源是《中國叢書綜錄》。《叢書綜錄》是中國大陸五十多年來最重要的聯合目錄之一,是一部高水準的極為實用的古籍目錄。武作成《補編》先于《叢書綜錄》,固然無法利用《叢書綜錄》,彭國棟《重修》在《叢書綜錄》1959年問世之後,因而有機會利用這部大型書目。此外,彭氏還利用了臺灣幾家公藏古籍目錄,尤其是《中國圖書館善本書目》,一些獨有的稿本、抄本,彭氏用來補充《清史稿藝文志》,為武作成《補編》所未收。彭氏的增補之功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中華書局出版《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及補編》後,可能受該書中華書局《出版說明》中“《補編》與《藝文志》一樣,存在著相同的缺點,有不少應該著錄的清人著作失載”這一基本意見的影響或啟發,先師王紹曾先生即著手從事《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編纂工作。當時與中華書局聯繫,受到大力支持與鼓勵,並由中華書局出面,徵求了一些專家意見,同樣受到支持。後來又被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科研規劃,予以資助,又列入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規劃。經過編委會十多人近十年的努力,終於於1992年完成並交中華書局,其間排校清樣,編制上百尤字的索引,所以到2000年才得以出版。《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從搜集資料的方法上看,與章鈺等人相近,不過條件大大改善,當時可供采擇的公私書目近三百種,其中《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徵求意見稿)、《販書偶記》及《續編》、《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古典戲曲存目匯考》、《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簡目初稿》、《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晚明史籍考》、《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四部總目》(天文、演算法、醫藥、藝術各編)等大型書目,都為《拾遺》提供了較為豐定的清人著述資訊。從而使《拾遺》在《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之外,又增補清人著述54880種,合《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清人著述著錄在冊的就達到約75000種。《拾遺》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而且在體例上有創新,最主要的是每書加注版本和出處,從而大大提高了實用性和可靠度。在史志目錄編纂中,《拾遺》在取材巨集富、規模浩大和體例完善方面都達到空前的新高度,2002年該書獲國家教育部第三屆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是對該成果的充分肯定。

四、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清人著述總目》之由來

我目前主持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清人著述總目》,實際上就是國家新修《清史》的“藝文志”,這個項目的由來有必要作個交待。

2002年12月12日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傳達中央關於編纂《清史》的指示,宣佈編纂委員會名單,國家編纂《清史》的工作正式啟動。

在這之前的2001年戴逸先生就開始作宣傳說服工作。2001年《瞭望新聞週刊》第8期發表戴逸先生採訪錄《纂修清史,此其時也》。文中指出:“大型清可以分為六個部分。”“第六部分是書目,清代有什麼書,沿用以前的經籍志,單獨組成一個部分。”2001年4月14日戴逸、李文海兩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一代盛事, 眶世巨典――關於大型清史的編纂》一文,指出清史可考慮設置八個部件,其中第八個部件是“清史著述書目”。這說明在清史纂修工程啟動前,戴先生已考慮在未來的清史中,“沿用以前的經籍志”的“清史著述書目”,即“藝文志”佔有相當大的比重。

清史纂修工程啟動後,首先面臨體裁體例問題,發凡起例歷來是修出的第一步,所以在2003年2月21日至22日、24日至25日、4月3日至4日、7月29日、7月30、8月4日至5日、6日至7日、9日至10日、25日至27日,在北京、上海、大連、廣州召開清史編纂體裁體例研討會9次。戴逸先生在2月21日北京座談會上發表長篇講話,指出清史工程還包括“清史基礎工程和輔助工程”。在這次講話中戴先生特別談了藝文志問題:“譬如藝文志也很傷腦筋,清朝一代的文獻多得不得了,收不勝收。《清史稿》按照經、史、子、集寫了4卷藝文志,收了很多書,很厚。但是後來的人覺得太少了,清代的著作遠遠不止這些,所以這個也來補一段,那個也來補一段,最近山東王紹曾先生寫了一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收了50000種,煌煌三大巨冊。清史裏如果把這些東西都包括進去,篇幅難以容納。那藝文志怎麼修呢?都收進來容納不了,挑這一些收入,挑選哪些呢?哪一部是好的?我們沒有這個本事來挑。那麼不要藝文志了,可從前傳統史書裏都有藝文志,新修的清史裏沒有藝文志叫什麼史書啊?這又是個難題。”

作為上文的補充,戴逸先生又寫了《關於清史編纂體例的幾點補充意見》,這個補充意見後來改為《清史體例十問》和《清史體例十問(續)》。在《十問》中第(4)問為:“《清史稿》藝文志共九卷,人訾其缺漏太多 ,一補再補,今山東王紹曾先生補至書籍五萬餘種,三巨冊。收此悉數編入新修清史實難容納,若欲篩選精華,何本入選,何本捨棄,亦難差手,收何策以處之?”

《十問(續)》中第(18)問為:“《清史稿》藝文志以清史子集等部分類。然晚清西學東漸,出版出籍多突破傳統,包含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豐富內容。新修清史藝文志收如何分類設目,以部勒群书乎?”

共二十個疑難問題,藝文志占了兩個。可見在戴先生心目中,藝文志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戴先生傳達的意向是藝文志太大,新修清史勢必容不下,沒有藝文志又不可,所以只能選收。問題是選的難度很大。

在其後的徵求專家意見過程中,關於藝文志,有許多專家發表了意見,絕大部分專家是按戴先生的意向考慮的,主張藝文志要先收重要著述,以克服篇幅過大的困難。主張選收的專家主要有赫治清、來新夏、黎仁凱、李致忠、杜家驥、朱仲玉、王景澤、孫健、喬治忠、牛潤珍、張玉興、張羽新、沈渭濱等。主張全收的專家有王世華、王紹曾。祁龍威先生則主張書目另編,新修清史內不設藝文志。明確主張放棄藝文志的專家有林乾、何一民。這些專家的意見收入《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討論集》(2004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排印本上下二冊,本文涉及討論各文見於此書者均不另注),不再一一摘引。

在徵求關於清史體裁體例意見過程中,2003年3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永安賓館召開了“清史編纂文獻整理工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專家約60人。會議散發了文獻工作計畫,其中列有《清代文獻總目》。戴先生在開幕大會上發言,重申了關於藝文志的問題。討論中專家對《清代文獻總目》這项目予以肯定,並有幾個單位表示願意承擔編纂工作。當時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劉曉東副院長和我應邀出席。臨行前的22日晚上,我向先師王紹曾先生請示。先生說:“清史藝文志重編工作要做,我們有基礎,厚班人馬不能幹了,要重新組織人,你主持,你作主編,指導他們幹,上班制,用不了十年。”我和劉曉東副院長在會上表達了我們承擔《清代文獻總目》的原望,並單獨與戴先生及文獻處專家黃愛平教授交換了意見。

我在翻閱《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討論集》時,發現還有一些專家主張另編清代文獻總目或清人著述目。清史委員會綜合專家意見整理而成的《新編清史部件設計方案一覽表》中,有“備註欄,根據該表說明:“不能納入有關欄目的其他部件均在備註中表示。”那麼“備註”中所設計的部件可視為戴先生提出的“六大部件方案”以外的建議。我注意到“備註”欄中,金普森列有“清史著目錄”,楊天石列有“文獻目錄”,何一民列有“書典,100萬至150萬字”,王曉秋列述有“書目”,方鐵列有“著述目錄”,林克光列有“著述目錄”,王世華列有“清史著述”。這個《一覽表》中未詳細舉出的,還有見於專家意見書的,如施宣圓《關於編纂大型清史的一些意見》最後提出:“附錄:清代著述目錄和有些難以歸類的內容(100萬字左右)。”王曉秋《怎樣把清史寫成高水準的傳世之作》最後提出三項參考意見,“其一,清史基本史料”;“其二,書目”;“其三,衍生副產品”。“書目,可分清代檔案分類總目、清代歷史文獻總目、清史研究論著目錄等”。“衍生副產品,如清代人物大辭典、清代典章制度辭典、清代檔案選編、清代散文集選編、清代圖錄選編、清代文獻總目等”。我考慮三月份文獻工作會議提出規劃應當受到二月份專家討論意見的啟發或影響,其中王曉秋先生的意見尤為重要。

但是作為“基礎工程”的《清代文獻總目》和作為“主體工程”的《藝文志》畢竟不在一個系列,不是一回事。我當時問黃愛平教授:“有了《清代文獻總目》,還要不要《藝文志》?”黃教授回答:“有沒有《藝文志》是主體工程的事,我們設計的是基礎工程的文獻整理規劃。”我在25日早餐桌上問戴先生這個問題,戴先生仍主張主體工程有《藝文志》,但要選。我當時表示:“選的難受較大,而且選目是在我目基礎上進行的,《清代文獻總目》與《藝文志》應由一家承擔,那麼主體工程收《藝文志》30余萬字,大約不到一萬種書,而《總目》收十余萬種,數百萬字,讀者只能專查《總目》,不會專查《藝文志》,《藝文志》不成了廢品嗎?”戴先生未置可否。我當時表示,如果主體工程設《藝文志》,那麼我們願意承擔《藝文志》和基礎工程的《清代文獻總目》。

2003年7月3日清史編纂委員會在龍泉山莊召開第一次全體工作人員會議,戴先生作了長篇發言:《問題和疑難:在北京龍泉山莊會議上關於清史體裁體例的講話》,其中一大段關於藝文志的問題:“藝文志,這個問題更多了。《清史稿》藝文志分經、史、子、集四類,一共有九千多種書,不到一萬種,大家說這個收得太少了。現在山東王紹曾先生補到五萬餘種,三大本,按照《明史》體例,藝文志是一代典籍總括。而在清代,即使上述五萬餘種也不是全的,這麼三大本都變成藝文志,這能行嗎?這一二百萬字搞個志,那怎麼行,不然又怎麼辦?實在一籌莫展。清代的書籍那麼多,即使寫個目錄,也要上百萬字。現在初步想了個辦法,搞個清代著述總目,不放在我的修的清史裏邊。這個清代著述的總目錄,絕不止5萬種,恐怕要10萬種,比王紹曾的還要多,然後我們從這10萬裏邊挑選一些重要的書目,大約幾千種,放在我們這個清史藝文志裏。但挑選很關鍵,如何挑選,這是個大問題。不可能把10萬種書都看完後挑選,那也只能憑一種印象,向大家徵求意見,只能這樣來挑選,就像我們開一個什麼必讀書目一樣。當然這種做法也是一種創新。古代藝文志還沒有這樣一種藝文志,從前的藝文志都是從古到今的書,傳下來有多少書全部著錄。到明代不行了,明人一看,把從古到今傳下來的書都著錄,再加明代的書,那不得了,所以明代就有了一個創新,它就是寫明代的書,這是它的一種創新。我們這個又是創新了,我們不僅不把一代的書都收進來,而且要挑選,選少數的書。但操作的難度相當大,因為,儘管不能全看所挑選的書,但還是要挑選出較合適的書,重要的書產生重大影響的書。有時不用看就知道是重大的,但有些書你不看一看,就不知道它是否重要。”

從戴先生這次講話看,似乎已定了盤子,決定要設藝文志,選收幾千種清人著述,同時另編清代著述總目。

2003年8月25日《在兩岸清史纂修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戴先生又一次談藝文志,他說:“還有個大難題,就是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餘種,篇幅已經很大,後來武作成補了一萬余種,山東大學王紹曾先生又補了五萬餘種,三大本,現在看來能補到十萬餘種。這樣來整太多,沒法放進新修清史,那到底怎麼變通呢?藝文志以為史書都收,明代只收一朝的,清代只能選了。那我們怎麼辦呢?這個也請大家來考慮。”

2003年11月2日《在臺北清史纂修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戴先生仍談到藝文志:“比如藝文志也非常重要,但清朝的書籍很多,不勝記載。到底怎麼寫呢?”這裏戴先生沒有明確“選”的主張,但仍舊要寫藝文志,則是明確的。

這是以戴先生為代表的清史委員會這一頭。我們在參加了三月份文獻工作之後,就開始著手申請《清代文獻總目》專案。我考慮《清代文獻總目》太大了,包括非書籍形式的文獻,如檔案、契約、信劄、碑帖、書亙等,數量龐大,還有滿、蒙、藏等少數民族語言文獻,我們不懂,非專家不辦,我們必須採取務實的和科學的態度。所謂務實,就是要幹得了。所謂科學,就是書目與檔案,信劄等目錄非一個層面,書目的組成條目是書,檔案、信劄、碑帖目的組成條目是一件一件檔案,信劄等。嚴格他說後者是篇目。篇目比書目要低一層,因為書一般由篇來構成。如果我們把《曾文正公奏稿》三十六卷與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曾國藩奏摺逐篇逐篇並列起來,那就等於把一個整體與多個個體並列起來,是不合邏輯的,所以是不科學的。只能是各編各的,書目是書目,檔案目是檔案目,碑帖目是碑帖目,書畫目是書畫目,都不能混編。所以我們的確提出要編《清人著述總目》,只收書,不收非書籍性的檔案、契約、書劄、碑帖、字畫,也不收非漢文的滿、藏、蒙文書籍。我把文獻工作會議精神和我的設想報告王紹曾先生,先生非常造贊成,只是不同意戴先生既要《清代文獻總目》、又要《藝文志》的主張。我們的申請材料遞到清史委員會文獻處,並反復與黃愛平教授交換意見,黃教授對我們的規劃給予了支持和指導。

2003年7月17日黃愛平教授代表文獻處來山東大學調研,山東大學副校長王琪瓏、文史哲研究院院長王學典、副院長劉曉東、圖書館館長蘇位智,以及文史哲研究院、山大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的有關專家出席了座談會,王紹曾先生以93歲高齡親臨會場,闡明山東大學承擔《清人著述總目》的緣由,主張《清人著述總目》替代藝文志而獨立存在。山東大學圖書館還在古籍部展示了數以千計的公私書目,這是山東大學幾代人積累的專藏,是完成《清人著述總目》的重要支撐條件。黃愛平教授對山東大學的高度重視的態度以及優越的條件表示滿意。

2003年8月3日王紹曾先生又不顧年邁,致函黃愛平教授,並請黃教授向戴先生轉達。王先生表示:“《清史?藝文志》倘蒙戴逸先生委諸山大文史哲研究院,實際工作將由杜澤遜同志全面負責。”又說:“惟據杜澤遜同志見告,戴逸先生以《清史》限於字數,其中藝文志一志,僅限20萬字(澤遜按:當作30萬字),為保存文獻,故擬另編《清代著作總目》,與《清史》別行。紹曾以為此說如果屬實,則無異南轅而北轍。”王先生推測《清人著述總目》“總字數應為五百萬字。倘戴先生擬將《清史藝文志》限制為20萬字,則將成為笑柄,其不切實際可想而知。《清史稿藝文志》出吳士鑒、章鈺、朱師轍等諸名家之手,取則《明史?藝文志》,本顧見一代著作之盛,但事與願違,僅著錄清人著作9633種,為也人所垢病。今重修《清史》,如限以20萬字,則猶在《清史稿藝文志》之下,又將如何反映有清一代著作之盛及學術文化全貌。竊意與其名不符實,不妨于《清史》目錄中于《藝文志》下加注‘另出’字樣,而另出之本仍取名《清史藝文志》,不必另標《清人著作總目》,如此則可以兩全其美。凡清人著作有書目依據及館藏處所者,悉加登錄,不再以字數為限。庶幾一代文獻,得以闇而複彰。至於編目體體例,杜澤遜同志所擬文分討,較諸《清史稿藝文志拾遺》更加切合實際。近日拜讀《清史研究》2003本第二期戴逸先生《在清史編纂體例座談會上講話》,再一次提到拙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認為如何容納,如何挑選,成為一大難題。鄙見以為《清史》既不能無藝文志,又無人可以挑選,則惟有‘另出’一途,另無其他選擇。”

我設問過戴先生看了王先生的信作何感想。從前面引述戴先生8月25日、11月2日兩次講話看,戴先生在選收要籍編成《藝文志》的問題上已明顯不太堅決了。11月2日的講話乾脆沒再明確指出“選”的主張。

經過廣泛徵求意見,在2003年確定並公佈的《清史目錄第六稿》共九十二卷的方案中,“藝文志”沒再出現。黃愛平教授曾告訴我,九十二卷本的《清史》不再收“藝文志”,而是在九十二卷之外設三個附錄:《清人著述總目》、《清史考異》、《清代人物辭典》。三個附錄是正文的補充,可不受篇幅限制,將來配套出版。2004年8月13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組書而通知我“《清人著述總目》現已獲准主項,進入簽訂合同階段。”8月30日合同正式簽訂。當時清史委員會對這個特殊項目的定位是:主體工程項目、文獻組代管。《清人著述總目》成為最初主體工程中的“藝文志”和基礎工程中的《清代文獻總目》的折衷產物,是新修《清史》藝文志的變通存在形式。這一點我們在項目申報書中已明確提出,即“《清人著述總目》相當於新修《清史》的《藝文志》”。項目被正式批准也說明這一定位獲得清史委員會認可。

五、《清人著述總目》的編纂方法和進展情況

清人著述總目》著錄有清一代人物的著述,存佚兼收,非書籍形式的檔案、契約、書劄、碑貼、書畫等,不收。非漢文著述不收,漢文與非漢文對照的書籍,如滿漢合璧本,則收。清人對清以前著作的選、評、注、輯佚,均收。清人重刻清以前書籍,不收。清人翻譯的外國人著作,均收。由明入清人物的著作,確知成書於明代的,不收。由清入民國的人物的著作,詩文詞集成書於民國十年以前的均加著錄,以其創作前後時間一般較長之故,創作時間明確在辛亥以後的詩文詞集則不收,其餘經史子部著作非詩文詞集性質的著作則斷至民國初年,不作過多延長。

全目分經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學部、叢書部六大部,每部分若干類,每類分若干屬,屬下酌情再分小類,至不能分為止。每小類之書依作者年代先後排列。地理類、方志類依地域排列,同一地域則依年代先後排列。傳記類一般依傳主年代先後排列。家譜類依姓氏筆劃多少排列。彈詞寶卷類則依書名筆劃多少排列。輯佚、注釋類著作,依原著者年代排列。

每書著錄書名、卷數、著者及籍貫,著述方式、版本、館藏、出處。同書異名或括注於書名後,或括注於版本後。不分卷或無卷數的於版本後括註冊數。版本較多的選三四個,以初刻本、足本、稿本、官刻本、晚近整理本為優先。一般坊本、石印本、排印本則從略。每種版本均注館藏,館藏不止一家,則選三四家大館。每種版本均注出處,出處較多的,選擇權威出處,采自地方文獻書目,無版本及收藏者的,暫缺,僅注其出處。詩文詞集逐年增刻的,以足本立目,前出各本卷數較少的,僅於該條附注之,不另立目。方志、族譜,雖書名相同,每增修一次即視為一種新書,雖以舊片增刻,亦別立一目。

範希增說:“歷代藝文經籍志俱選目而非全目,俗陋劣下之書從矣,焉可盡載?”(中華書局排印本)《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附錄《範希增評清史稿藝文志》)《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皆以著錄一代著述為範圍,但都有所選擇,前文已述及。那麼,《清人著述總目》要不要選擇呢?我們決定不予選擇,只要是清朝人的著述,不論其形式,也不論其水準高下,有知必收,換句話說,將來凡是確知為清代著述,而不見於我們的《清人著述總目》的,即為漏收。我們不敢藉口“選目”,而捨棄任何一部著述,也不欲藉口“選目”而為漏收辯護。

我們的材料來源,是諸家書目。首先是大型的,以著錄現存古籍為目標的。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內蒙古自治區線裝古籍聯合目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四川省圖書館藏古籍書目》、《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簡目初稿》、《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以及香港、臺灣、日本、韓國、美國等館藏書目也予收錄。如《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八千卷樓書目》、《書髓樓藏書目》、《萇楚齋書目》等。經眼書目,如《販書偶記》、《販書偶記續編》、《販書經眼錄》等,與藏書目同等對待。大型提要目錄如《四庫全書總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亦在此列。再就是知見書目,如《清人別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清史稿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補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皆是。專科目錄也是重要來源,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中國分省醫籍考》、《晚風明史籍考》、《歷代婦女著作考》、《紅樓夢書錄》等。另一個大宗來源是地方文獻目錄,如《江蘇藝文志》、《皖人書錄》、《山東通志藝文志》、《廣東文獻綜錄》、《湖北藝文志及補遺》、《中州文獻總錄》、《兩浙著述考》、《貴州古籍文獻提要目錄》、《山西文獻總目提要》、《溫州經籍志》等。總計各類書目約為600餘種,有些書目重複,如各地方館藏方志目,就不再重複使用,否則還要多。

除書本目錄外,我們還使用了部分圖書館的卡片目錄,主要有天津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河南圖書館(經部)。已經上網的書目,我們選擇北圖、北大、科圖、上圖四家,排除其中的叢書本、中醫本、方志以及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晚清民國間出版企業所出書,下載了一批條目。

我們的工作程序是:

第一步,長編。我們確定《編纂<清人著述總目>參考書目》共兩稿,並確定簡稱,制訂《清人著述總目抄制卡片細則》二十五條,並附樣條若干,擬定《清人著述總目分類表》。然後約請山東大學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文學院、歷史文化學院以及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等單位的專業工作人員、研究生、博士生分頭抄制條目卡片。除了通用的《細則》逐條逐人講解外,還要把每一部書目研究一番,針對該書目另擬“注意事項”,一般十幾條,並作出樣條,當面講解,講解之後再請分擔者當面抄制若干條,確實掌握了,再請該同志帶回去抄制。從2004年9月開工,到2006年3月初大體結束了,抄制卡片條目工作,先後約請人員160余位,抄制條目110余萬條,加上網上下載十余萬條,共124萬條,又用三個月 ,把所有卡片按作者姓名拼音重排,使同一作者的著述集中到一起,以便於合併剔重,到6月10日排卡片工作完成,這樣長編工作結束,實際用了一年零八個月。我們向清史委員會遞交的專案申報書,預算是長編80萬條,結果為124萬條,超出44萬條,超出比例為55%,所以時間也比原計劃一年半有所延長。從實際工作量看,進展比預計還要快。

第二步,合併條目,從2006年6月11日進入合併條目階段,首先制訂《清人著述總目合併條目細則》二十六條,對各種情況下如何處理作了細緻規定,參加合併條目的成員約15人,都是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後。每人每天坐班4小時,節假日星期日不休息,我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坐在工作室與大家一起工作,隨時抽看各位成員的條目,有針對性地指出問題,以期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對大家的疑問,隨時回答。經過一段探索,大家基本掌握了要領。今年暑假兩個月,我們加班一個月,7月5日到8月5日,每天坐班8小時,然後放假,實際上等於沒放假。到8月5日,合併卡片工作大約進行了一半,而進入第二階段已一年零二個月了。合併條目工作預計還要用一年,即2008年8月底完成。

第三步,分類編排。把合併後的條目(初期估計15萬條)按經、史、子、集、西學、叢書六部分類,類下分屬,屬下再分小類,依規定的排序方法編成分類目錄。第三步的困難有:三方面:首先分類困難,我們抄制卡片時,已根據原書分類,結合我們的《分類表》,作了初步分類。但有些書目不分類,如《皖人書錄》、《安徽省圖書館藏皖人書目》、《大清畿輔書征》、《中州文獻總錄》、《廣西省述作目錄》等,必須重新分類,其中大量未見傳本的書,分類免不了循名失實。還有些書目用新分類法,如《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舊籍分類目錄初稿》、《山西省圖書館普通線裝書目錄》等,還要轉換到舊分類系統。即使傳統四部分類法,具體到某一種書,歸類也不盡一致,需要比較斟酌。第二是排序困難,一般小類依作者年代排列,但有不少作者生卒不詳,生活年代無考,只能排在該類最後,但是這樣的條目過多,優令人不甘心,還要補查,想辦法,翻檢地方誌,要費很多時間,至於地理類書按地域排,有些地理類雜誌之屬還要重新查考屬於何省何地何縣。有些傳記類書籍還要確認譜主姓名及年代,別集類數萬種書,作者年代不明的怕有一萬以上,排起來難度極大,第三是再次合併重片的困難。在第二階段合併條目中,有些書的作者有出入,因而按拼音就分到兩處,甚至三處,合併時也就不能一次完成任務,到分類時,重片可能又匯到一起,有了第二次合併的機會。這時因作者分歧,需要查考,以確定是非。也要費時費力。所以分類排序這一步,要比預計困難,時間上也會延長一些。初步估計要到09年下半年完成。

第四步,定稿,分類排定後,要統稿定稿,面對這樣一部從未有過的龐大書目,要統稿定稿,也需要較長的時間,要成立一個小組,精幹高效的,用半年左右做完統稿定稿的工作。

第五步,編制索引。初步計畫編制《書名索引》、《人名索引》、假使收書15萬種,每書一個書名,一個作者,那也要有30萬個條目,所以索引工作也極為繁難,當然最好的檢索是四角號碼,再加拼音、筆劃字頭索引,索引工作估計要一年半。全部工作原計劃2009年底完成,看來2009年底只能完成正文的初稿,全部工作要延長兩年,即2011年完成。

六、《清人著書目》合併條目考訂工作舉隅

目前正在進行的合併條目階段,是整個編纂工作最艱苦的階段,工作量巨大,專業性較強,十分關鍵,每天都會遇到許多歧異,必須作必要的考訂。現分別各項舉例說明。

1、書名

《鄭堂讀書記》:《古金錄》四卷,無錫萬子昭撰,寫本。入子部譜錄類。

按:《鄭堂》卷云系乾隆已亥游汴得古幣。檢《販書偶記》、《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均有《吉金錄》四卷,萬煒光撰。考煒光字子昭,無錫人。則此條書名“古金”乃“吉金”之誤。作者亦誤字為名。又分類似當入史部?金石類?錢幣之屬。

又,同書異名,每需考究。《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明儒林錄》十九卷,明張恒撰。《八千卷樓書目》著錄《明浙中儒林錄》十九卷。《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西諦書目》、《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販書偶記續編》均著錄《儒林錄》十九卷。以上三目究系一書抑或三書?考《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卯集著錄有《儒林錄》十九卷,雲“錄浙中明儒自愚菴至吳朗公凡九十人言行語錄”有張英序。”知三目實系一種。《儒林錄》為正名,其餘二目為別名。若僅就書名而言,則《儒林錄》為總傳通代,《明儒林錄》為總傳斷代,《明浙中儒林錄》為總傳郡邑,則誤一書為三書。

2、卷數。

古籍卷數岐異其多,其中詩文集因增刻而前後甚殊更為常見。如熊文舉《雪堂集選》,錢謙益選,有七卷本,順治十一年甲午刻,見《販書偶記》、《清代禁書知見錄》。有十一卷本,順治十一年刻,天津圖書館藏。有十四卷本,順治二十年刻,江西省圖書館、中科院、臺灣中央圖書館、日本尊經閣藏。有十六卷本,順治十二年刻,江西省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十四卷立目,《四庫禁毀書輯刊》據十一卷本影印。實則自七卷本至十六卷本,為遞增刻本,自以十六卷為較完足。今以十六卷本立目。其餘各本附注及之不另立目。

又《清史稿藝文志》著錄《蘭玉堂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張雪錦撰。考是書傳世乾隆刻本為《蘭玉堂文集》二十卷《詩集》十二卷《詩續集》十一卷,北圖、復旦有藏,《販書偶記》、《清人詩文集提要》著錄。則《清史稿藝文志》所載非足本。

3、朝代

《清人著述總目》自以清人著述為斷限。唯各家書目或有非清人著述而誤為清人者,須加查考,予以剔除。如《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著錄《項襄毅公年譜補記》,云“嘉興(清)項承芳”撰,所據為《浙江通志?藝文志》。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項襄毅公年譜》五卷、《實紀》四卷、《遺稿》五卷,明項德楨輯,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所附《項襄毅公實紀續補》四卷,明項承芳輯。則項承芳為明人,不宜入錄。至於《山西省圖書館普通線裝書目錄》誤《六朝事蹟編類》作者宋人張敦頤為清人,《香港所藏古籍書目》誤《為政忠告》(即《三事忠告》)作者元人張養浩為清人,則一望可知,不更討論。

4、籍貫

籍貫一般指作者所在的縣。此項至為複雜。有遷居者、有寄居者、有署古地名者、更有傳寫論誤者。辨別殊為困難。如梅瑴成,乾隆中由宣城入金陵籍,舊稱宣城人尚有可原,其孫梅沖,為嘉慶五年上元舉人,見《江蘇藝文志》南京卷。《皖人書錄》稱梅沖為宣城人,欠妥。《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梅沖為桐城人,則大誤。

又鐘德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稱蒼梧人,《廣西述作目錄》稱邕寧人,《四當齋書目》、《清人別集總目》稱宣化人。考廣西宣化縣,古稱蒼梧,唐代為邕州,元代為邕甯路,1913年改南寧縣,1914年改為邕寧縣。則樂蒼梧、邕寧皆與清代不符,當以宣化為是。

有一人籍貫而有六說者,如《河防芻議》,作者崔維雅,本河北保定府新安縣人,順治舉人,官至廣西布政使,《皖人書錄》、《安徽省圖書館藏皖人書目》均誤作歙縣人(歙縣歸為新安郡)。乾隆《湖南通志》則誤為河南新安人,《歷代中州名人存書版本錄》亦稱河南新安人。《販書偶記續編》“稱古燕崔維雅”,則系河北一帶之古稱。《清史稿》二七九《崔維雅傳》又稱“直隸大名人”則系崔氏官大名府濬縣教諭,因遷居於該地之故(見《碑傳集》卷四十《大理寺卿崔維雅傳》),《中國地方誌提要》于崔維雅所修《儀封縣誌》一條又雲維雅“安新人”,則以保定府新安縣道光間撤銷,併入安州,民國間安州又改安新縣之故。以上六說,自以直隸保定府新安縣為准,其餘五說或為錯誤,或為別稱,或為不確切,皆不可取(門生崔曉新女史嘗撰《<河防學議>作者崔維雅裏籍考辨》一文,待刊)。

有一人籍貫而有七說者,如《古愚老人消夏錄》十七種,作者汪汲,因自號“海陽竹林人”,人們就“海陽”二字對汪汲籍貫進行推測,於是產生山東海陽說、河北海陽說(均見《續四庫提要》)、廣東海陽說(見張寅彭《新訂清人傳寫書目》)、安徽休寧說(見《皖人書錄》,因休寧三國時吳國稱海陽縣)、安徽婺源說(《安徽省圖書館藏皖人書目》)。汪汲的實際籍貫是江蘇清河人,事蹟見咸豐《清河縣誌》,《中國分省醫籍考》,根據地方志作出了準確著錄。清河在民國間改名淮陰縣,所以《販書偶記》又標注汲為淮陰人,也是不合乎歷史的。所以汪汲的籍貫確定為清河縣(門生王愛亭撰有《<古愚老人消夏錄>作者汪汲裏籍考辨》一文,等刊)。

5、作者

一書而作者岐異者甚多,須考辨而定為一尊。

《西諦書目》著錄《宛雅》初二三編四十卷,清張汝霖、施念曾輯。考《皖人書錄》,《宛雅初編》,明梅鼎祚輯;《二編》,清施閏章,蔡蓁田輯;《三編》,清張汝霖,施念曾輯。《西諦書目》以《初編》、《二編》均歸功於《三編》編者張汝霖、施念曾,未確。

《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文字学門》、《文字音韻訓話知見書目》均著錄《十三經集字摹本》,彭玉雯輯。按:《內蒙古自治區線裝古籍聯合書目》著錄是書作萬青銓撰(銓誤為鈐),云封面刻“江右彭玉雯雲墀氏纂刊,萬青銓蓬山氏校正”。當是北圖定為彭玉雯輯之根據,《續四庫提要》著錄是亦作萬青銓撰,引林則徐序云:“萬逢山學博所著《十三經集學》。”則作者實為萬青銓。《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書目》(第一種)、《江西省圖書館藏線裝古籍書目》亦均作萬青銓撰,甚是。作彭玉雯者,善未詳察序文。

又有沿訛踵謬,錯上加錯者。《南開大學圖書館館藏線裝書目錄》集部別集分冊著錄“《蓮洋詩鈔》不分卷,(清)周雯撰,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其中“周雯”顯系“吳雯”之誤,唯《清人別集總目》1442頁、《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609頁均沿其誤,又均誤書名為《遊洋詩鈔》。《清人計文集總目提要》又因而與錢塘周雯字雨文者混為一談,一錯再錯,遂至不可究詰。

作者項還有經常碰到的難題,同姓名人物的區分。有七人同名者,如李培⑴嘉興人,著《講學》二卷,見《四庫存目》;⑵曲阜人,著《自省堂文集》,乾隆六年舉人,見《孔子故里著述考》;⑶嘉興人,著《朱子不廢古訓說》見《杭州蔣氏凡將昔堂藏書目錄》;⑷桐城人,著《燼餘集古文》,見《皖人書錄》;⑸禹城人,著《睡餘軒詩稿》,道光十七年跋貢,見《山東通志?藝文志》;⑹吳江人,著《知非敘略》、《尋樂齋稿》,見《江蘇藝文志?蘇州卷》;⑺蠡縣人,著《灰畫集》。又有張澐,同名者琴,分別為掖縣人,歙縣人,丹徒人人,長沙人,東越人,各有著述。我們分別在作者之前冠以籍貫,就自然區分開了,這也是加注籍貫的用途之一。

6、版本。我們對一部書的各種版本,要合併,就要確認是一個版本,還是兩個版本。各家書目,對同一版本,往往有不同的表述,叢書本和叢書的零種,應作為一個版本,而表達往往同不同,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有時會增加序言,改刻封面堂號,造成同一片本的不同印本,表達為兩個版本,這都造成同一版本並列,儼然為同一個甚至多個版本,例如吳雯,《吳征君蓮洋詩鈔》不分卷(四冊),乾隆止軒刻本,在《清人別集總目》中被歧分為三個本子,吳雯《蓮洋集》二十卷,乾隆張體乾荊圃草堂刻本,在《清人別集總目》中被歧分為兩個本子。吳雯《蓮洋集》十二卷《補遺》一卷,乾隆劉組曾夢鶴草堂刻本,在《清人別集總目》中被岐分為七個本子。原因就是同一版本各家表述不同,合併時未作細細分析。《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也存在這種現象。對於綜括各家書目而形成的知見書目,這是一個大困難,我們對這類情況進行了認真查考分析,力求一種版本僅出現一次,不重複再現,以免導致讀者誤一種版本為兩種版本。

有的版本各家表述都不完整,需要分析合併,相互補充,如《宋儒袁正獻公(袁燮)從祀錄》六卷,鄞縣陳僅編。《八千卷樓書目》著錄“刻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著錄:嘉慶刻本、四明袁氏進修堂刻本(《絜齋集》之一)。究竟三個版本關係如何?八千卷樓藏書後歸江南圖書館,即國學圖書館前身,《國學目》二本都是丁氏舊藏,所以實際上只有兩個本子。二者關係仍不明朗。檢《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著錄《絜齋集》二十四卷《宋儒袁正獻公從祀錄》六卷,清同治十一年袁氏進修堂刻本。這樣就弄明進修堂本刻于同治十一年,與嘉慶刻本不同,而且在嘉慶之後。於是兩個版本就區別開了,而且補足了進修堂本所缺的刊刻年份。《東北目》是不是就完美了呢?也不是,它沒有著錄《從祀錄》六卷的編者陳僅,必須依《八千目》、《國學目》著錄其編者陳僅及縣籍貫鄞縣。所以查考之後著錄的條目就優於各家舊書目了。昔人常說“參互考訂”,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有些版本表述不夠準確,我們要加以改正,如《中國叢書綜錄》著錄《貸園叢書初編》,周永年輯,版本項為“清乾隆五十四年曆城周氏竹西書屋據益都李文藻刊版重編印本”。按:此書確系李文藻刊版,周永年借片編印。問題出在內封面的“竹西書屋藏版”。《叢書綜錄》的編者認為竹西書屋為周永年堂號,實際上是李文藻堂號,周永年為了不埋沒李文藻,才這樣設計封面。那麼正確的表述為:“清乾隆五十四年曆城周氏據益都李文藻竹西書屋刊版重編印本”。版本表達的不準確,缺少某些應有的資訊(如年份、刊刻人、刊刻地、刊刻堂號等),是十分常見的,取長補缺訂訛補缺,可以使版本表述更準確,更完備。

7、館藏

館藏錯誤較少,但必須注意圖書的遞藏源流,方不至誤注館藏,前面說過的八千卷樓丁氏與國學圖書館為先後遞藏關係,建園後即改為南京圖書館。還有民國間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建國後改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這中間,在抗戰勝利後,北京人文所劃歸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部分稀見善本,包括宋蜀大字本《南華真經》,調入史語所,藏於今天的博斯年圖書館。《續修四庫提要》主要是北京人文所主辦的,《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又主要依賴《續提要》、《清史稿藝文補編》、《史語所善本書目》或者《中科院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之間的淵源關係如果弄清楚,那麼館藏就不至於重複羅列,導致讀者誤一個本子為幾個本子,誤一部書為幾部書。

當然,純粹的館藏錯誤也是有的,例如《中國家譜綜合目錄》有些家譜注明收藏者為“日本、美國”。雖未說明兩國的哪一個單位,但至少告訴讀者兩國各有一部。而事實上,這些資訊取自美國家譜學會編的《美國家譜學會中國族譜目錄》。那部《美譜會目》,收藏單位用的是英文字母簡寫,其中有一個單位是TB,是日本東洋文庫的英文縮寫。因為《美譜會目》在前言中交待館藏時漏掉了“TB”,所以《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的編者就盲目地注為“日本、美國”了。這個秘密是我們合併條目時發現的,因為《東洋文庫所藏漢籍分類目錄》、《美譜會目》、《家譜綜合目》我們都抄制了條目卡片,一合併就一目了然了,再一檢查譯文庫的英文名字,也就確認了,不然的話,怕一時難以破解這個謎。

還有的書目在利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或“徵求意見稿”時,看館藏代號時看錯行,或者當初“徵求意見”意見刻蠟版印的不清晰,因而弄錯館藏的,也不少。如《文字音韻訓詁書目》,著錄《十三經異文考義》手稿本,館藏為“南圖”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稿本館藏為上圖。並不是說一部書不可能有兩個稿本,但畢竟少見。我發現《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該書收藏單位代號是0201(上圖),而相鄰的代號為1601(南圖),應當是因看錯行而導致的錯誤。對這類錯誤,我們基本上都訂正了。

8、分類

分類問題,至為複雜,我們對傳統的的四庫分類法往往不滿意,但是編纂大型知見書目,最好不要對舊分類框架作大的調整。因為調整框架不是太難,但牽一發動全身,對具體一部書的歸類如何調整,就會帶來大麻煩,假如我們不作大調整,而更多地沿用舊框架,那麼,當有些書歸類難辦時,就可考慮它在原來的書目中歸哪一類,沒有特殊理由,沿用即可。我們雖然在經、史、子、集、叢之外又別立“西學部”,但基本框架沿用四庫體系,參考權威的《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稍作分合。所以我們更多地是面臨具體一部書應歸哪類的困難。

例如《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收有《一幅集》、《一幅集續編》,雖然認為是別集,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卻在經部著錄了,可見並非別集。這是分類的錯誤。

再如《月窗合草》這部書,《歷代婦女著作考》凡兩見,一在“王靜紈”名下,一在“張在貞”名下,《江蘇藝文志?蘇州卷》“王靜紈”名下收有《月窗合草》,“王在貞”名下收有《月窗合稿》。應是一部書。根據《歷代婦女著作考》介紹,王靜紈字文琳為王惠常女,張汝上妻,與(張)溥次女在貞唱和,又引《翠樓集》:張在貞與姊文琳唱和,有《月窗合草》,那麼可以判斷,《月窗合草》(或名《月窗合稿》)是王靜紈、張在貞二人詩作合集。應入集部總集類。不應入別集類,更不能在二人名下分別出現。《歷代婦女著作考》、《江蘇藝文志》都是以作者為綱編成的書目,因此才出現這樣的錯誤。

七、史志目錄編纂工作的前瞻

《清人著述總目》作為新修《清史藝文志》的替代品,將著錄清人著述約15萬種,根據前面的估計,到2009年底可以完成初稿,再有半年定稿,再加半年錄入校對,到2010年完成正文定稿索引至少一年,那麼到2011年可望完成全部工作。以每條40個字的最低限度計算,正文也要600萬字。索引40萬條,每條以5個字計算,需要200萬字,總計800萬字,藝文志就要800萬字,約占38%,顯然是容不下的。藝文志獨立城書,乃勢所必然。

有人說清朝是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清史》要與“二十四史”配套。其實,不問有沒有皇帝,中國歷史總是延續不斷的,封建社會皇帝是世襲的,現代社會國家元首是選舉的,但作為國家管理機構的最高長官這一點,則是一致的。過去是帝王年號紀年,現在是西元紀年,但一年接一年這種本質也沒有變化。歷史象一條長河,綿延不絕,史書也是一樣,無論社會形態怎麼變,都要修下去過去以改朝換代為修史的階段,今後也許採取另外的劃段方法,比如一個世紀修一次,無論怎麼修,記載該歷史階段著述的藝文志都不可缺少,無論我們對換該階段的文化學術成就描述得如何深刻,線索如何清楚,主次如何分明,都無法取代分門別類開個書目這種體裁的優越性,封建社會史書中有“文苑傳”、“儒林傳”、都還要另設“藝文志”,就是這個道理。

在新修《清史》的九十二卷中,增設了“學術志”、“詩文小說志”、“戲曲書畫志|”、“西學志”,這些志怎麼寫法?過去沒有過,我也不瞭解。但我在翻閱《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討論集》時,發現有的專家的意見是用“學術志”、“文學志”代替“藝文志”。如來新夏先生《關於編纂新清史的體裁體例問題》:“如藝文志必須有,但清人著述作品數量過大”“其解決辦法是:一、將原藝文志分立為學術志與文學志,分別著錄學術著作和詩文小說等創作。”赫治清先生《關於新修清史體裁和框架設計的建設》對“藝文志”的關係則另有解釋,他說:“鑒於《清史稿》藝文志主要記載經史子集書目,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志、文藝志,可根據藝文志和王紹曾先生的研究成果進行篩選,取其精華,在表這一部分增設清代主要著述表。”當然這還是“選”的主張。他在談學術志時說:“著重寫清代學術發展變遷,它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關係、學術思潮、流派。不能將其變成儒林小說及著述目錄彙編。”從赫氏強調“不能”來看,學術志與儒林傳、藝文志的經、史、子三部就有了區分上的困難,對文藝志,他主張“分別介紹詩詞、戲曲、小說、書法、繪畫、雕刻、版畫、園林、建築及其他民間藝術成就,各個流派風格,文藝理論,它們對清代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依《清史稿》藝文志內容可判斷清代主要著述表,但不納入本去。”這裏又一次點到與藝文志的關係,其意向是:文藝志也要與主要著述表配合,否則不足以全面展示文藝方面的成就。從來新夏、赫治清先生的意見中,可以明確感受到“學術志”、“文藝志”(又劃分為“詩文小說志”、“戲曲書畫志”)與“藝文志”的密切關係。從戴先生2003年7月3日在龍泉山莊會議上的講話,把學術志、戲劇志和藝文志相提並論來看,他是主張學術志、文藝志、戲劇志為專題史,抓主流,對主要流派進行概述和分析評價。這與分類羅列書目的藝文志就是典型的互補關係,而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了,就是說,今後,修史可以設學術志、文藝志、(或詩文小說志、戲曲書畫志)但是卻不能代替藝文志。

從《漢書?藝文志》到《宋史?藝文志》,都是著錄一代藏書之盛的書目,到《明史?藝文志》一變而為記載一代著述之盛的書目,《清史稿?藝文志》因之,到二十一世紀新修《清史?藝文志》(即《清人著述總目》)再變而為獨立於正史之外的斷代著述總目。今後正史還要修下去藝文志仍不可闕,而獨立於正史之外,與正史相輔而行的斷代著述總目,將是藝文志的方向。其性質仍然是史志目錄。

過去的史志目錄,因為著錄範圍明確,都不加注版本,存在於正史之中,所以自成一系,與公私藏書目錄、專科目錄、特種目錄有著明顯的區別。《清人著述總目》由於加注版本、館藏,又獨立存在,因而與藏書目錄的界限有些模糊。

首先,史志目錄與正史相輔而行,為記載一個歷史階段著述之盛的斷代著作目錄,這與其他類型的書目是不同的。

第二,史志目錄強調“史”的物質,那就是凡在該歷史階段產生的著述,無論存、佚,都在著錄之列,它注重的是“歷史存在”,包括曾經存在和仍然存在的兩個部分,這也是史志目錄的特點。

第三、史志目錄雖也加注版本。但與版本目錄有所不同,版本目錄例如《中國古籍善本目》、《藏園群書經眼錄》,重視的是版本,因此,一部書因為版本不同,可以重複立目,宋版《史記》和元版《史記》單獨立目,不同的宋版《史記》也要單獨立目。同一版本的《史記》,有沒有批校、題跋,也要加以區別,分別立目。史志目錄則是品種目錄,一部書無論有多少版本,只立一個條目,其主體是書,版本是書的附庸。

第四、史志目錄與館藏書目及聯合目錄不同。館藏目錄以一館藏書為範圍,聯合目錄以多餘藏書為內容,它們既要注重同一書不同版本的分別立目,又要注重各種版本的全面著錄,聯合目錄則又要羅列所有收藏單位。力求一無遺漏。史志目錄則在品種目錄的特有體制下,對現存版本擇要著錄,館藏也只能擇要加注。有些中醫驗方,版本一百多個,館藏更多,作為史志目錄就不必要逐一著錄,而是擇要加注。

第五、史志目錄與舉要目錄不同。舉要目錄的代表是張之洞《書目答問》。在2003年討論新修清史的體裁體例過程中,包括戴逸先生在內的大部分專家都主張選取要籍、那就成了舉要目錄了。舉要目錄不是不重要,但要反映一代著述之盛,舉要目錄就不能勝任了,所以討論的結果是編纂一部網羅有清代著述的總目錄,即《清人著述總目》是,作為藝文志的替代品。

在這裏我還想介紹王世華先生《關於清史編纂體裁的意見》中關於藝文志的主張,這個主張在眾多專家中獨樹一幟,可謂中流砥柱了:“藝文志反映一代著述情況,內容非常重要。對研究者來說,絕非可有可無。有清一代,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時間又長,著述之豐,可以想見。我以為從長遠觀點看應儘量求全。雖然部頭較大,但反映了全貌,完全值得。”王世華先生完全從學術自身的要求出發,而不受篇幅等技術問題的約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六、史志目錄與提要目錄不同。當我們開始編《清人著述總目》時,有的先生問:“有沒有提要?”我說:“沒有。”撰寫提要,象《四庫全書總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這個不必討論。問題是史志目錄著錄數量較大,撰寫提要是短期內難以辦到的。再者,有些書重要性相對較小,撰寫提要的必要性不大。第三個原因是許多書已找不到了,也無法撰提要。我認為,提要式目錄不宜與修史並舉,而應單獨組織立項,由主持者邀請各方面的專家,擬定書目,分頭撰寫,再約請有關專家分頭統稿,也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只是與史志目錄性質不同。

第七、史志目錄應當加注作者籍貫,附注字、號、科第、生活年代。過去的史志目錄都沒這麼辦,我們《清人著述總目》盡可能為每一位作者加上了籍貫,這對地方文獻搜集整理與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幫助,同時也有利於區分大量同姓名的人。在一位作者第一次出現時,附注其字、號、科第、生活年代,與籍貫配合,可見作者梗概,也為進一步從方志中查找人物事蹟提供線索。同樣,字、號、科第、生活年代,對區分同姓名的人有參考價值。今後的史志目錄理應注重作者籍貫、字、號、科第、生活年代問題,這也是對正史立傳人數有限這一問題的有益補充。這一體例如果得以延續,也就成為史志目錄的一個特點。

今年6月初,吳格先生邀請主持復旦大學古籍所睦駿同志的博士答辯,之後又命作演講一次,當時即以此為題,唯僅有綱目未寫成稿。近以學校放假,門生大都回裏,前後十日,時斷時續,寫成此稿。考慮或有未密,尚賴方家賜教。

                           2007.8.25

  评论这张
 
阅读(1661)|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