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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济堂——杜泽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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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学一百年》求疵  

2009-10-09 22:25:08|  分类: 目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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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出版的《甲骨学一百年》,煌煌一百二十馀万言,对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百年间,甲骨文的发掘、收集、整理、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是一部资料丰富,有重要贡献的甲骨学史。该书问世已近十年,尚未见有此类大著后来居上,因此,对这部大著中存在的若干值得修正的疏误予以检讨,对甲骨学史的撰写仍具有参考意义。

1、前后缺乏照应,自相矛盾。

《甲骨学史一百年》由于头绪繁多,篇幅较大,因而不少人物、事件反复叙述,例如王国维的生卒年,在61、100、347页分别出现。郭沫若的事迹也在355-360页、384-385页反复介绍。有些介绍前后矛盾,说法不一。例如百年间发现甲骨文片数的统计,第14页说:“在1899年至1928年的第一个时期,挖掘出土了10多万片甲骨,并著录出版甲骨9919片。”而在第42页却说:“至民国十七年(1928),在小屯村被私挖乱掘出土的有字甲骨约6万片。”同页小注中又说:“胡厚宣曾有数次统计数,认为私人挖掘已超过12万片,此数不确。”不知作者到底认为哪个数据可靠。第28页还说:“自清朝末年发现商代甲骨文至今,共在‘殷墟’出土10万片左右。”第335页也说:“近百年来出土的10多万片甲骨文。”这更造成10万片这个数据,不知是百年来发现的总数,还是1928年以来发现的数目。再就是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著录甲骨文的数目,第41页说1023片,而第97页却说1025片。有的地方似乎有照应,如411页说:“本书第四章‘甲骨文的考释及其理论化’有关部分,对甲骨文字典特别是集90年文字考释之大成的《甲骨文字话林》、《甲骨文字字释综览》等的价值已作过阐述。”而在第四章中并未见对二书特别介绍。

有的事件反复叙述,表达似乎难于统一。如《殷虚文字甲编》的考释,究竟是胡厚宣,还是屈万里?第70页说:“《殷虚文字甲编》原拟作考释同时出版。据董作宾在《自序》中说,考释是胡厚宣担任。但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冬,胡厚宣离开史语所,只交出释文,未作考释……1955年8月,李济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以后,才由屈万里作《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并于1961年6月出版。”这里显然认为胡厚宣未作考释,考释由屈万里完成,二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第53页注 ①也说:“有学者在著述中说:‘胡厚宣先生作《殷虚文字甲编考释》’,此系误解胡作的《释文》(见《甲编·序》)。《考释》应是屈万里作。”其观点是清楚的,可是在367页却说:“1935年胡厚宣到南京,先协助董作宾编纂《殷虚文字甲编》,后负责撰写《殷虚文字甲编》释文,并作简单考证。后史语所去台湾,由屈万里以《甲编考释》书名出版。”这段话显然认为屈万里的《考释》是在胡厚宣“简单考证”的基础上写成的,这就与前面的两处叙述大有出入了。类似的自相矛盾不止于此,应当在编稿时予以加工,弄清真相,至少自圆其说。

2、对人物的介绍有误

第89页说孙诒让“一名徴君”。征君,是对不作官的知识分子的尊称,例如乾嘉学派吴派代表人物惠栋,一生不为官,人称“惠征君”孙诒让被人称为征君,也是这个原因。并不是孙氏另有一个名字为“征君”。又399页“松丸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松丸雄”为“松丸道雄”之误。第409页注①“袭锡圭”,应作“裘锡圭”。虽然属于排版错误,发生在人名上,也太不舒服了。还有第39页说明义士“自称中国字号为字宜”,到底是字,还是号?明义士字子宜,这里说“字宜”也不准确。

3、书名错误

第419页第1行《战后平津所见甲骨录》,第2行《战后宁沪所见甲骨录》。胡厚宣的这两部书,书名应作《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在本书703页、713页都有二书的出版时间和出版社。又355页郭沫若著《古代铭印汇考四种》,“印”字当作“刻”。

4、存在许多文字脱误

(1)第68页引王国维《说殷》:“殷之为洹水南之殷墟,盖不待言。……殷虚卜辞中所祀帝王于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罗参事以康祖丁为康丁,武祖乙为文丁。”这段引文见《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十二,其中“墟”字原作“虚”,“于康祖丁”上原有“讫”字。“以康祖丁为康丁”,“康丁”原作“庚丁”。“武祖乙为文丁”,“文丁”原作“武乙”。这些错误几乎使这段文字无法理解。

(2)第348页引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况;本之《诗》、《书》,以考其文字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道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查文字之变化;由此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这段文字见《王国维遗书》第一册308页,其中“情况”原作“情状”。“考其文字义例”,“考”原作“求”。“验查文字之变化”,“查”原作“其”。“由此之彼”,“此”下原有“而”字。“不可识”,原作“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下原有“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十三字。在这短短的一段引文中,讹夺文字达18个之多,如何可以卒读呢?

(3)第53页“一六一八九片”,应作“一六一九八九片”,脱一“九”字,就谬以千里了。

(4)第61页引孙诒让《契文举例》自叙。“每憾未获真商时文字”,“未获”下脱“见”字。“以前后复踵者”,“踵”原作“緟”,即“重”字。“参互寀绎”,“寀”原作“審”,现简化为“审”。至于“寀”,读音为“采”,完全不同。“篆画尤简省”原文“省”字作“渻”。孙诒让在晚清,当时风气喜用古字,《甲骨学一百年》作为一部古文字学专书,理应遵用孙氏原文,不应改动,至于改错了,更不应当。

(5)第704页张秉权《殷虚文字两编》上辑一出版(全书共上、中、下三辑六册,至1992年出齐)。这里的1992应作1972。

(6)标点符号使用不当

第344页介绍罗振玉在伪满任职,说他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汉奸”一词加了引号。在现代汉语中,引号要么表示引文,要么表示与字面意思很不一致,即“所谓汉奸”这样的意思。不知这里加引号是何用意?难道罗不是汉奸。

第353页引董作宾的话:“单字犹不能研究,何况句、读?何况篇、段?何况全版之相互关系?”在这里,“句读”“篇段”都是一个词,中间加顿号显然不合适。

6、有关史实不准确

以明义士为例。第40页说:“据近年了解到的情况是: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藏有8702片,这可能就是明义士运走的大部分。未运出国的现藏南京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总数约8000馀片。”笔者翻阅方辉教授的《明义士和他的藏品》(2000年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第173页根据1959年盖子逸所编《明义士收集我国文物目录》统计,山东博物馆藏明义士甲骨为8168片,而1998年出版的刘敬亭《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后记中也说山东省博物馆收藏明义士甲骨“八千馀片”。方书出版于《甲骨学一百年》后,容有不知,刘书出版于《甲骨学一百年》之前,并且在《甲骨学一百年》第98页有介绍,就不应不知道了。《甲骨学一百年》认为南博、山博、故宫三处藏明义士甲骨总数约8000馀片,实际只相当于山博一家之数。至于南博,方辉教授据1951年5月31日出版的《南博旬刊》第37期所载尹焕章文《本院新获卜辞喜讯》,得知为2390片。北京故宫,方教授据1985年《殷都学刊》第1期胡厚宣文《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知为20364片。《甲骨学一百年》的作者为胡厚宣先生的学生和助手,对胡先生发表于1985年的文章不应不看,而故宫所藏明义士甲骨多达二万馀片,怎能与8000片相提并论?至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明义士甲骨,方辉教授根据该馆档案统计为5170片(见方书191页)。与《甲骨学一百年》所称8702片亦差距不小。从这件事可以发现,《甲骨学一百年》的作者对于有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还不够细,诸如刘敬亭、尹焕章、胡厚宣三文,都不十分难找,是不应失之眉睫之间的。

以上这些不足都可视为白璧微瑕,相信读者不会因此低估《甲骨学一百年》这部书的学术贡献。敝见有失当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2008年8月14日夜

(《甲骨学一百年》,王宇信、杨升南主编,1999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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