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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济堂——杜泽逊的博客

版本目录校勘与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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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话藏书  

2009-10-09 22:17:28|  分类: 藏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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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18日在山东大学西校区“人文纵横”为学生演讲)

 

 

一、古今书籍形态的演进

我们今天看到的书籍,大部分是平装书、精装书,其特点:A、纸质的。B、印刷品。C、每页正反两面都有字。D、从左边装订。E、封面前后两页相连,书背包起来。

古代的书籍是什么样的呢?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和地下出土资料来看,早期的书籍,至少在商朝,主要有简册和帛书两种形态。所谓简,就是加工成的竹质长条和木质长条,竹质的叫竹简,木质的叫木简,一般每一简写一行字,竖着写。简的长短不一,历史记载,重要文件用长一点的简,例如汉朝人写经书(《易》、《书》、《诗》、《礼》、《春秋》)用二尺四寸竹简,法律条文也是二尺四寸竹简。写“传”(解释经书的文献)就用一尺二寸的简,写“记”(例如《论语》)就是八寸简,至于“符”(出入证)只用六寸简。根据重要程度不同,规定长短不同。一篇文字写好了,用许多根简,要用绳子编成册,就象竹簾子,不过竹简要宽一些罢了。这种简册平时不看时卷起来放在架上,所以古书数量单位称“卷”,“读书破万卷”,卷念四声juàn,也可念三声juǎn,捲起来的意思。帛书则是写在丝织品上的书籍文献,中国很早就有纺织技术,其主要需求是穿衣盖被,有身份的还要掛帘子,但这种织品也可用来作书写材料,更适合绘图。古代战争,对地图需求很大。帛书不用时是折叠起来存放的,帛书轻便,容易保存携带,但也贵重,一般情况下仍以廉价的竹木简为书写材料。竹木简用毛笔写,写错了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刀、笔是文具中常用的配套之物,就形成了一个词“刀笔”。古人称秘书一类的官吏为“刀笔吏”,也从这个意思而来。后来又称协助人打官司的“讼师”为“刀笔吏”,意思说这种人笔利如刀,那就是后来的借用了,不是“刀笔”的本义。

除了窄而长的简之外,还有宽木版用来书写,就像今天的写字版。叫作牍。主要用于上朝奏事,称奏牍。又常常用来写信,约一尺长,所以古人称信为“尺牍”。信写好了,怕人看,无论公文还是私函,都不希望人看,怎么办呢?用另一块版盖上,这个盖叫“封”。后来有纸了,封变成了一个纸带,叫“信封”。木版封盖上之后用绳子捆扎起来,打个结,但又怕人拆开,于是在封上凿个槽,把结打在槽上,再用一种特制的泥把结糊上,正好填满那个槽,不过这还可以拆开再糊上,于是又在泥上加盖印章,这种加盖了印章的信封上的泥块,叫作“封泥”,出土了不少,是重要的文物。上面的印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简册在我国使用的时间很长,到公元四世纪我国东晋时期才正式废止,如果上推到商朝(公元前17世纪建立)的话,也有大约二千年之久,实际情形还要长。

简册是被纸取代的,中国人发明的纸对世界文明是了不起的大贡献,西汉就发明了纸,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正式取代简,为什么轻便价廉的纸没有立即取代笨重的简呢?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任何一种新生事物,被大家接受,都要有个过程,不是物质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是习惯势力在作怪,这种保守势力已深入到生活和灵魂深处。比方说你的一个同学当了学生会主席,你会怎么反应呢?你会说:“就他?”至于真正从心底里心悦诚服的人,就难说有多少了。这种心理也有正反两种作用,一是不服气,可以促使你去努力赶上;二是盲目轻视他人,看不见他人的长处,会大大阻碍自己的进步。我想后一种力量是可怕的东西,应当清醒地认识它,尽量克服它,至少不要让它恶性膨胀,否则害人害已,十分不利。

在纸张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以后,其形态仍有摹仿简册的意思,比方说把纸一张一张粘接成长条,有的达几丈长,然后在一头粘上木轴,捲起来,另一头加上一根带子,带子上加个牙签,捲好后用带子缠牢,用牙签别上,这样一种捲起来的书,叫“卷子”。唐朝的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敦煌出来不少,有几万件。卷子很长,阅读时边取开边看,另一头就不得不跟着捲起来,一头取开,一头同时捲起来。看完了再从木轴一头捲,另一头则随之再取开,最后恢复原状。麻烦得很,假如是一部字典,例如《玉篇》、《唐韵》,这个字又在书的尾巴上,那就得全部取到头,看完再捲上,确实麻烦。所以人们想出个办法,把这长长的纸条一反一正折起来,成为一个长方形的册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折子”,从书籍装潢上说叫“折装”。因为后来折装这种形式长期用于佛经、道经,所以又叫“经折装”。经折装翻阅方便,但也有麻烦,容易折断。断了就成了散页,如果把散页装订成书,那就与今天的书有接近之处了。

唐朝人就开始把散页装订成书本,但到宋朝才普及。这种书本有“蝴蝶装”,版面向内折叠,多页理齐,从折叠线处加糊,外加封皮,连背裹起,粘牢,就成了。与今天的平脊精装书也许接近些。这种单面印刷的书,当你翻到带字一面时,左右两页全有字,再翻一页,则左右两面都是无字的背面,有一定的不美观处,浆糊也易散,易脱落。所以人们又想起了另一种装订,“包背装”,这种方法是版面向外折叠,然后由多页组成一本,理齐,在版面以外空白之处,即书的右侧打孔装订,用一头细一头粗的纸捻子,细头穿过孔,用力从细头拉,纸捻子越来越粗,就固定牢了。用木锤把纸捻锤平,外面上封面,与今天的平装书一样。不过每页都会有字,没字的一页被装订在里边了。这种包背装流行于元朝和明朝前期,是一种很好的装订形式。不知为什么,在明朝中期被另一种新装订方法取代了,这种新方法是“线装”。线装折叠方式与包背装一样,也要把一本书用纸捻子先订牢,然后上封面。封面改为前后两个单页,大小与书本相同,这样书背就不用包住了,而是露出内文纸,就是说线装书从四个侧面都可以看到内文纸。这前后两张封面加上后,从书的右侧,也就是纸捻子装订的那一侧,打四个孔,用线缝起来,就成为线装书了。

古书是配有书套的,比如卷子,大约每十个卷子配一个书袋子,这个袋子叫“帙”。“卷帙浩繁”这个成语比喻书多,就这么来的。宋代以来有了书盒,一般用硬纸版外面裹布,糊成盒套,叫函套。加帙或套,都是对书的保护。

线装书在清末民国年间逐步被外国传进来的平装书和精装书取代了,现在还有个别地方生产线装书,已不是主流了。

二、中国古代的藏书传统

书是知识的载体,是供人阅读的。甲骨文、金文不是供流通的,充其量是皇家贵族档案,所以还不能叫书。孔子教学生用的教材是五经:《易》、《书》、《诗》、《礼》、《春秋》。这些是典型的书,其他方面比如医学方面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虽说不一定是黄帝、神农作的,但至少说明这些书很早,它们确实是一种知识的载体,是书,是供人阅读或研究的。战国时期有位学者叫惠施,历史记载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的话,惠施有五车书,究竟是他的著作有五车之多,还是藏书有五车之多?没说明白。那时车箱小,竹简木简又笨重,五车书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多,如果今天五车书,不得了。所以两种理解都可以,后人说“学富五车”,就这么来的。还有一位战国时的学者叫苏秦。苏秦、张仪都是纵横家,到处游说,搞军事联盟。据说苏秦曾游说几年,一事无成,回到家里被他嫂子耻笑,说:“人家种地、做买卖,都能有收益,你卖嘴皮子,落到这步田地,不是应当的吗?”苏秦认为是耻辱,于是把他的书翻出来,摆了几十箱,从中发现了《太公阴符》这部书,发愤研读,困了要睡觉,就拿锥子刺自己的大腿,血流到脚根,古人讲“头悬梁、锥刺股”,这锥刺股就是说的苏秦(头悬梁是汉朝孙敬发愤读书,困了,用绳子把发髻悬在梁上)。他在家里研究游说谋略,居然摆出几十箱子书,了不起。比惠施、苏秦更早的是孔子,当然家里也会有不少书,只是没有具体记载。还有春秋时的老子,曾是周王朝国家图书馆的管理者,叫“柱下史”。可见先秦时期已有不少私人藏书家,国家藏书也有专门机构了。

汉朝以来,历代王朝都有国家藏书,汉武帝时鼓励藏书,国家藏书堆积如山,历史上的隋、唐、宋、明、清各朝,都以丰富的国家藏书留下盛名。不过,那时国家藏书是供帝王及其大臣用的,普通人用不上,不像今天的图书馆,对外开放。一般读书人都靠自己买书,朋友之间借书。中国私人藏书家很多,有不少感人的事迹,东汉大文学家大学者蔡邕,在当时是一位大藏书家,晚年就把藏书送给青年学者文学家王粲。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后起之秀。蔡邕的这种行为,后人称为“蔡邕之赠”,是个典故。南宋初年四川转运使井度,晚年把藏书送给了自己的部下,年青的学者晁公武。王粲和晁公武都是山东人,看来山东人勤学厚道,所以他们喜欢把书送给咱山东人。

北宋汴梁城有个高官宋敏求,家里藏书二万卷,校勘特别精细,错误很少,所以别的读书人喜欢在他家住的春明坊一带住,原因是向宋敏求借书抄书方便。元朝大书法家大画家赵孟頫,藏有宋版《汉书》、《后汉书》,精美绝伦,他特别喜爱,就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到了明朝中期,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卖掉一处庄园高价买下了这部书,也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后来为还债,又把这部书抵押出去了。明朝末年,大文学家钱谦益同样高价买到这两部书。钱谦益当时是全国头号藏书家,藏书楼叫“绛云楼”,后来绛云楼不慎失火,藏书几乎全军覆没。所幸两部宋版书在这之前已经因为经济困难卖掉了,逃过了一劫。这部国宝级古书,展转进入了清代皇宫,成为乾隆皇帝最喜爱的古书之一。乾隆皇帝曾把宫廷藏书的精品四百部集中收藏在乾清宫昭仁殿。昭仁殿原是乾隆的祖父康熙休息的暖阁,乾隆不敢在那里休息,就变成了善本书库,并且亲笔题一块匾“天禄琳琅”。“天禄”是汉高祖刘邦的藏书处,萧何建的,叫“天禄阁”,这里借用这两个字。“琳琅”就是琳琅满目的意思。乾隆认为这部赵孟頫旧藏的宋版两《汉书》,是天禄琳琅藏书之冠,他也同样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并且题了诗,盖上了他自己的印章。乾隆在位六十年,就让他儿子接班了,自己当太上皇,当了四年,也就是嘉庆四年去世。在乾隆皇帝当太上皇的第二年,也就是嘉庆二年,乾清宫发生了火灾,与乾清宫紧挨着的昭仁殿一齐被焚,化为灰烬,这部国宝两《汉书》也就从此绝迹人间了。

中国古代毁的书太多了,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最后的皇帝梁元帝,他在被敌人包围,快要完的时候,把心爱的藏书15万卷,一把火烧了,他还想跳进大火同归于尽,被人拉住了。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翰林院被人放火,大火冲天,藏在翰林院无数书籍,尤其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基本上是灭顶之灾。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日本飞机轰炸闸北,商务印书馆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当时我国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片纸不留,其中大量古书珍本,永远消失了。

一方面是一星一点、辛辛苦苦地收集,一方面则是撕肝裂胆的毁灭,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就是这样延续到现在,中国文化也同样是在极尽曲折中发展到今天,许多前人用心血写成的著作消失了,但也有数十万种书籍躲过劫难传下来了,这些书籍得以传世,不能不归功于历朝历代无数的藏书家。有人称收藏家为“玩物丧志”,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保护神,我们应当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三、当代藏书应注意什么

古代藏书家大都为读书而藏书,但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就有大量以收藏珍贵古书为目的的藏书家,前面说的赵孟頫、王世贞、钱谦益,以及乾隆皇帝,都是特别注重文物性古书收藏的,那么文物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抄写和印刷时间要早,唐五代时期的写卷,宋代元代的雕版印刷书籍,明代的也可在内。随着时代推移,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的印刷品,也同样是珍贵文物。

第二、名家手稿。

第三、名家批校题跋的本子。如钱谦益、黄丕烈等人题跋批校的。

第四、名家抄本。著名人物或藏书家花钱抄写的本子,这些本子往往写本精工,而且底本来源难得,有的甚至为影抄宋本元本。

第五、特殊形式的印刷品,如古代木活字本,古代套色印本。

第六、罕传本。有的时代不一定早,也不一定出于名家批校题跋,但极为罕见。

以上六个方面的本子,文物性都比较强,一贯受到历代藏书家重视。

在近一百年间,中国古书的生存方式有了很大变化,绝大部门私家藏品化为公家藏品,例如晚清四大私人藏书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这四家藏书,瞿氏书主体部分归北京图书馆,地方文献归常熟市图书馆。杨氏书珍本部分主要归北京图书馆,明清版本归山东图书馆。丁氏书归南京图书馆。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卖给了日本静嘉堂文库。民国时期大藏书家刘承干嘉业堂,其藏书归前中央图书馆,去了台湾。李盛铎木犀轩,其藏书归了北大。傅增湘双鉴楼,藏书主体部分归了北图。建国后,周叔弢先生自庄严堪藏书捐归北图。郑振铎藏书捐归了北图。潘宗周宝礼堂藏书捐归北图。陈澄中藏书售归北图。常熟翁氏藏书捐归北图。如百川汇海,汇入国库。对这些书的保护和利用,都大有益处。

那么,大部分宋元刻本抄校本都退出了流通,市面上连一般线装书都看不到了,别说珍本秘籍了,中国私家藏书文化是不是就终结了呢?我想肯定是不会终结。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藏书。比如明代中期一位官至兵部侍郎的宁波人范钦,在家乡建了一座藏书楼,叫“天一阁”,这是海内最有名的藏书楼。范氏当时收藏什么呢?收藏别人不重视也不值钱的地方志,收藏登科录,收藏野史笔记,各家诗文集等等。可以说以当代文献史料为主体。可是到民国年间,范氏天一阁部分藏书流到市面时,却十分昂贵。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书成为史料价值高而十分难得一见的东西。这就得佩服范钦当时的眼光了。再比如“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业基地从南方运来大批造纸原料,就是废纸,结果其中大量古书,主要是家谱,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带领一批同事日夜在化浆池边抢救。后来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寻根热”,海外回来寻根的很多,靠什么寻根呢?靠家谱,有的图书馆已经把家谱烧掉了,山大就是这样。上海图书馆呢?成为全国收藏家谱最多的一家,你说自豪不自豪?这是顾廷龙先生的远见卓识。人弃我取,这是范钦和顾廷龙的共同点。当然这要有学问,不是什么东西人家扔了我们都捡。我认为目前值得收藏的东西有以下几类:

1、现代当代著名学者、作家的手稿。

2、现当代著名人物的信函原件。

3、现当代著名人物著作的初版、初印本。如鲁迅《彷徨》的《乌合丛书》本。郭沫若《前茅》的创造社本。

4、清末、民国年间初次印行的线装书,无论刻本、石印本、排印本,只要是该书的第一次出版,即可收藏。如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黄孝纾《匑厂文稿》等。

5、近现代家谱、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

6、近几十年间民间的私人信件。

7、水平较好的年画。如天津杨柳青,潍坊杨家埠年画。

8、时间虽近但印制精美的线装书。如《中国版刻图录》、《中华再造善本》。

9、时间虽近,但印制精美的平装书和精装书。如2005年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出版的《近代词人手札墨迹》。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的《古籍稿抄校本目录》等。

10、特殊史料。如抗日战争史料,“文化大革命”史料。这类史料要注意其原始性,即当时出版或抄写的。

当然这十个方面还不全,而且次序上也没经过仔细排列,但从这些方面留心,大部分情况下是力所能及的,长远看则具有历史意义。

那么,对于自己的收藏品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或者说买来之后如何“藏”呢?这也是藏书之道,我想也有几个方面:

1、装潢修补。如果藏品破烂,要请专门修补古书的人修补,单页要托裱。

2、配盒或函套。

3、加盖印章。适合于纸质文献。印章要讲究,一般是细朱文,小篆,印要小,必须找内行刻印,印泥也要用硃红色。

4、当代出版物,如果发现上面有错字,不要直接涂改,要在错字下边或旁边,画个小三角,再在书眉空白处写个正确的即可。不要把错字圈起来再划一条线到书眉。过去把红色涂改的叫“火枣糕”。红笔拉线涂改的叫“赤练蛇”。都是不可取的。有了心得可写在书眉上或书前书后,但要慎之又慎,什么“好!”“妙!”之类的废话不可往上写,确有心得,才往上写,字要工整。实在不行就写在一张宣纸条上,夹在书中,或稍微加点胶水粘在书眉上,总之以不污染书为好。

5、可以加跋文。跋文可以写书的来历,或者写个人读书的体会,可以先打草,再往上写,以免错了涂改。真写错了怎么办?也不要涂,前人有个办法,如果写完这个字马上发现错了,就在字旁加两个或三个小点,然后在下面写正确的即可。如果写完了检查出错来,就在错字旁加两到三个小点,在跋文末写上正确字即可。平时做书法也是这样。我们夸奖有的人文思敏捷,“文不加点”,什么意思?不是不加标点符号,而是一气呵成,没有错字涂改。如果字写得不太好,可考虑不直接写上去,而是另找一张纸写了夹在书中,纸也要讲究,可用硬笔书法加宣纸,不洇。

盖印、加跋、批校都是历史上藏书家的习惯,可以留下你收藏过的痕迹。雪泥鸿爪,是很有意义的。但其中讲究很多,不可不知。托装、加套则是保护措施。

6、编目录。藏品多了,可编制目录。目录极讲究,包括每一件东西的命名、定性、分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前面介绍赵孟頫藏前后《汉书》,已于嘉庆二年烧掉了,如何了解情况呢?我靠的是乾隆年间宫里编写的一部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如果当时不编目录,那就难办了。从历史上看,收藏物是有聚有散,很少有百年不散的。散了不要紧,换换主人,东西还在世上,最怕水火虫鼠毁坏。但东西散了,成了过眼云烟,有些可惜。办法之一,是适当时机为自己的藏品编一份目录。藏品不够多也不要紧,仍然可以编,发表在杂志上或者登在网上,总可以留下来。百年之后,人们通过目录想见你当年收藏文物的盛况,也好对你的保护文献的功劳表示无尚的崇敬!(3月27日晚,又在山大东校区图书馆“稷下风”108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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